曾經跟英國政治家史丹福．萊佛士一同去旅行的人，都會認為他是個充滿活力、平易近人而勤懇的人。他的興趣極為廣泛，有極強的求知欲，對任何事情都想認識。他出身寒微，因此努力爭取獲得知識、教育與接觸文明的機會，並且對這一切深信不移。

我們都知道萊佛士是建立新加坡的人，不過我們的旅程將由1805年馬來西亞西北部的檳城開始。他在這裡的東印度公司工作，不過之後他對公司的作風深感厭惡。

爪哇是萊佛士一生鍾情的地方，而我們旅程中最刺激的一段，就是英國於1811年進佔該島，以阻止拿破崙利用該島作為基地。戰事非常慘烈，萊佛士不眠不休地工作，不斷進行各種重組和改革，不斷提出問題；他不辭勞苦，多次踏上橫越爪哇的長途旅程，以便主持大局。他由此發現這個島嶼壯麗的自然之美，以及當地王室的莊嚴堂皇。多年之後，他拖著身懷六甲、腹大便便的妻子，走過數百公里的路程，穿越蘇門答臘叢林，目的只是為了向巴塔克人查詢他們是否食人族。他總是這樣，凡事都要眼見為實。

他在前往峇里的旅途上，忽發奇想，認為那個地方是東南亞的「活博物館」，這個想法直至今天仍被用來向遊客宣傳。其後他令位於爪哇中部的佛塔遺跡婆羅浮屠重見天日，並派人加以勘察，令世人重新認識這座令人歎為觀止的古代建築奇蹟。他沿途搜集了不少物品，有動植物標本，紡織品、雕刻品、武器等，令與他同行的人的行李增磅不少。這些東西並非旅遊紀念品，而用來證明他提出的論點：爪哇是世上一個非常偉大的文明，因此十分值得尊重，理應在打敗拿破崙之後仍然被保留在不列顛帝國內。

他是至死不悔的帝國主義者，因此在輿論上獲得不少劣評，而我們總喜歡在維多利亞時代所宣揚的崇高道德背後，尋找卑下的動機。這種情況有部分原因應歸咎於他本人，因為他經常去信倫敦，以東印度公司那套慣用的詞彙來談論賺錢大計。可是新加坡並非只是一個隨意攫取而來的地方，而是他接受上級的授命，並按照他親自訂下的計劃來建立的城市。如果我們隨同他於1819年前往那裡，抵達時見到的，除了岸上一堆海盜遺下的人頭骨和大量老鼠之外，並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物。他雖然一手建立了世上數一數二的貿易中心，卻是個拙劣的生意人，無論做什麼，最終都以賠本收場。說到底，萊佛士在骨子裡其實是個浪漫主義者。

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。他人在旅途上，每晚吃晚餐時，總是高談闊論，對其他人滔滔不絕地講述如何為他口中備受忽視的「小人兒」謀更多幸福。英國沒有為他豎立銅像或紀念碑之類，因為東印度公司不喜歡他。但是在新加坡，不單有酒店，還有購物中心、碼頭和專上學院均以他命名。萊佛士書院是他為當地人設立的學校，並非只提供英式教育，還教授當地的語言和文化，可說是他遺下的真正遺產。他永遠是那個百分百深信教育可以拯救世界的小男孩。

Nigel Barley是《In the Footsteps of Stamford Raffles》一書的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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