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少作曲家像蕭邦那樣，踏上如此崎嶇不平的旅途，而能夠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，仍能屢有傑作的，更是少之又少。

在18及19世紀時，周遊列國的音樂家並不罕見。莫札特這個備受推崇的音樂神童就是個好例子，他經常在歐洲各地為君主和大主教獻藝。莫札特的奧地利同鄉海頓曾前往巴黎和倫敦演奏。海頓創作的《倫敦交響曲》，就是在倫敦首演。

可是對於在華沙出生的蕭邦來說，旅行並非個人的選擇，而是不可避免的命運。蕭邦的出生地華沙爆發反抗俄國統治的革命後，他於1830年聖誕日在維也納寫道：「我詛咒我離開的那一天。」當衝突日益嚴重時，聽眾的掌聲對於這位年方21歲、愛國之心堅定不移的青年來說，根本沒有意義。他於1831年4月在維也納演奏完他的《E小調鋼琴協奏曲》之後說：「直至目前為止，我在外國所見的一切都是老舊而討厭的，只會令我更熱切地思念家鄉。」可是他從此再也沒有踏足過波蘭。

在史圖加特時，蕭邦聽聞起義已遭到鎮壓，他當時寫下的《革命》練習曲最能反映他忿怒的心情。蕭邦的父親是法國人，於拿破崙戰爭前移居華沙。起義失敗的消息傳來後，他不得不跟隨父親昔日遷居的路線往回走；1831年9月11日，就在華沙被攻陷後三天，蕭邦抵達巴黎。

在法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統治之下，巴黎與維也納同樣是歐洲音樂之都。蕭邦成為巴黎樂壇精英一分子，與白遼士、羅西尼、貝里尼及李斯特等名家並駕齊驅，更與巴黎上流社會人士互相往還。他與李斯特一起合奏，又與孟德爾遜一同在萊茵蘭一帶巡迴演奏，後者更在萊比錫將舒曼及其太太克拉拉介紹給蕭邦認識。鋼琴製造商Camille Pleyel對蕭邦非凡的音樂才華深表欣賞，為他特製鋼琴，無論蕭邦身在何處，都會將鋼琴專程送給他。兩人於1837年一同前往倫敦，蕭邦在Marylebone區為Broadwood家族舉行一場私人音樂會。Broadwood家族是英國人，跟Pleyel一樣，也是鋼琴製造商。

巴黎除了音樂圈子人才濟濟之外，亦雲集大量藝術和文學精英。蕭邦結交的朋友還包括畫家德拉克羅瓦、小說家巴爾札克及雨果，以及小說家兼劇作家Madame Amantine Dudevant女士，她以筆名喬治桑發表作品而廣為人識。她在巴黎以南300公里的Nohant有一座夏季度假別墅，與蕭邦相戀的十年期間，每年蕭邦都會作一趟往返巴黎與Nohant之旅。

此外，蕭邦於1838年底與喬治桑曾前往西班牙的馬略卡島住了三個月。地中海陽光充沛，氣候和暖，喬治桑不但希望兒子的風濕病可以因此治癒，也希望體弱多病的蕭邦能改善健康。可惜事與願違，當地冬天氣候嚴寒，令蕭邦不停咳嗽，旅館因為害怕他患上肺癆，於是將他們趕走。

他們被迫搬到一座廢棄的中世紀修道院內居住。寒風怒號，吹過空蕩蕩的走廊，加上不停下雨，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，蕭邦卻在鋼琴上創作出一首又一首傑作。

喬治桑寫道：「他坐在那裡，一面彈奏美妙的《前奏曲》一面哭泣……他創作這首樂曲的那晚，雨點不停敲打地磚，但是在他的心中以及他的音樂裡，統統都變成從天而降的眼淚，不斷敲打他的心。」

喬治桑所說的前奏曲就是後來世人熟悉的《雨滴前奏曲》。這是蕭邦在馬略卡島完成的24首前奏曲中第15首。他在島上創作豐富，作品還包括《第2號敘事曲》、《第3號詼諧曲》、兩首《波蘭舞曲作品40》、《E小調馬祖卡舞曲》，並且起草了宏大的《B小調第2鋼琴奏鳴曲》，包括其中的〈葬禮進行曲〉樂章等。

離開馬略卡島之後，蕭邦直到1848年才再次踏足海外，那一年歐洲多處爆發革命。他於前一年與喬治桑分手，然後就像法王路易菲利普一世那樣，橫渡英吉利海峽，在英國居住了七個月。雖然他得到蘇格蘭裔學生Jane Stirling悉心照顧，又獲得維多利亞女王接見，但是寒冷多雨的氣候對他實在不宜，令他的健康日趨惡劣。1848年9月他在愛丁堡如此寫道：「我呼吸困難，無法工作，我感到孤單，孤單，孤單。」兩個月後，他於倫敦市政廳舉行最後一次公開音樂會後不久，就在醫生的命令下返回巴黎。

1849年10月17日，蕭邦在巴黎的家中與世長辭，享年39歲。不過他的旅程卻並未就此結束。他的姊姊Ludwika帶著一個玻璃瓶回到華沙，瓶內完好保存了蕭邦的心臟。這個心臟後來於1882年被安放於聖十字教堂內，碑文上只簡單的寫著：「蕭邦的心長眠於此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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