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可說是史上數一數二的狂熱旅行家，總是渴望遠走他方，只要能踏上旅途，到哪裡去並不重要。在Graham Greene的小說《Travels with my Aunt》中，主角曾宣稱：「我享受到處旅行而並非呆坐不動！」我的姨婆Clare Hollingworth正是這樣的人。

她曾在中歐和東歐乘搭列車，從此愛上旅行。後來，她覓得一份與熱愛旅行的性格配合得天衣無縫的完美職業，成為四海為家的戰地記者。1939年9月1日，她剛出任新職一星期，就已搶到獨家的世紀頭條：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她本人在波蘭邊境親自報道所見所聞。其後80年，她一直擔任駐海外記者。

在我的記者生涯當中，姨婆就是我的榜樣。雖然我知道，在挖掘獨家新聞方面的成就遠遠不及她，但我亦曾在1990年代效力多家國際媒體，報道高加索和東歐的戰爭和革命。

不過，姨婆雖然長居海外數十年，卻對學習外國語言從不感興趣。她於1970年代曾旅居北京三年，卻只學會「啤酒」和「冰」兩個中文詞語。從她懂得的三個俄語詞彙pivo、khleb和vino（分別解作「啤酒」、「麵包」和「葡萄酒」），可見她對外語的掌握自有特定的脈絡。雖然我從來不曉得她究竟從哪裡學來這些名詞，但相信已能夠滿足她的需要。

姨婆曾旅居香港，也是吸引我前往亞洲的原因，更令我因此有機會報道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的新聞。姨婆是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常客，會所的餐廳為她長期預留一張位於角落的餐桌，讓她享用午餐和晚餐。她的家在港督府旁邊一座破舊的樓房內，她曾施計取得進入港督府私人泳池的權利。

儘管姨婆報道過的獨家新聞多不勝數，她在年近九旬之際，仍然非常積極地發掘新聞。1998年春季，我被派前往北京採訪。某天清晨，床邊的電話突然響起，原來姨婆懷疑我在追蹤一些足以讓我奪得普立茲獎的獨家新聞故事，於是暗中跟隨我北上。她質問我：「究竟發生什麼大事？」

經我再三說明後，她才相信我不過是來報道一些尋常的政治新聞；於是轉而相約京城裡的熟人敘舊，然後晚上才來與我吃一頓煎餃子。她與多位外交和軍、政界要人一直保持密切聯繫，翻看昔日官方記者招待會的照片，更不時見到她的身影在中國政要周恩來旁邊出現。當年她的兩位傳譯員，其後都於官場位居要職。

當我開始動筆為姨婆寫傳記時，她已年過九旬，無法再舟車勞頓，我只好孤身上路，獨自重溯她的冒險歷程。

憑著一張舊照片和下了一番調查工夫之後，我終於找出姨婆於1968年越戰新春攻勢如火如荼之際，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當時稱為西貢的胡志明市秘密會面的確實地點。在另一趟旅程中，我追查到她在克羅地亞薩格勒布修讀暑期課程時寄宿的房屋。她在那裡結識了逃避納粹德軍追捕的德籍猶太人Otto，二人的友誼成為姨婆投身難民援助工作的原動力。在波蘭卡托維治，我找到一幢前身為英國大使館的建築，姨婆曾在那裡組織難民援助委員會，於二戰爆發前夕，偷偷將3,000多人送往安全的地方。

那件事之後，Clare Hollingworth在因緣際會之下投身記者行業。去年她在香港離世，享年105歲。她的一生不斷旅居外地，勇於冒險，見多識廣，有如在執行一個悠長的海外採訪任務。

Garrett為他的姨婆撰寫的傳記《Of Fortunes and War》由TwoRoads出版社出版，分別有平裝、Kindle和有聲書版本可供選擇